巴以冲突超半年 冲突外溢影响扩大亟需止战

格老秀斯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个人之间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将对不义的防卫和矫正（defense and redress of injustice）视作法理学的核心。

在这里，财富以及世系的高贵不为人所知。而文明社会则属于历史的范畴，是实存的、政治的制度。

因此，若要准确把握斯密的意图，必须首先考察他对自然法理学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个问题，这些对后世影响重大的政治社会理论普遍地采用了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政治社会（politicalsociety）的解决方式。在谦恭有礼的文明时代，人民普遍享有安全与幸福，没有多少机会磨练培养藐视危险，以及耐心忍受辛劳、饥饿与痛苦的美德。{59}关于道德普遍规范的研究，参见James R. Otteson, Adam Smith's Marketplace of Lif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英]加文·肯尼迪：《亚当·斯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18} 斯密的这段陈述可谓字字珠玑，不仅包含了自然法理学的定义、内容，还暗含了看似矛盾的两套逻辑：即自然和历史的逻辑。

当我们被自然的原则引导去增进某些凑巧是某一精巧开明的理智也会建议我们去追求的目的是，我们很容易把让我们得以增进那些目的的情感与行为归因于那理智（reason） ,把那理智当成是那些情感与行为的动因，乃至把事实上属于上帝的智慧造成的结果，想成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弗格森是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他也是另一位在历史中产生过有力影响的伟大苏格兰人的朋友，这位苏格兰人是亚当·斯密，他的思想领域在一些地方也触及到了我们的问题。{55}从斯密对各种政体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他更加偏爱共和政体。

正因此，亚当·斯密才会说，每一套制定法体系，都可以被视为尝试迈向一套自然法理学，或尝试迈向一套列举周详的正义规则体系，所获致的一个或多或少不完美的结果。{69} 亚当·斯密真正要说的是：自然法理学只存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社会，另一个是人心（或人性）。社会契约在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划开了一道巨大的沟堑，两者互不相容，永远无法合拢，也无法通过桥梁实现连接。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哲人的论述中表现为不同的样态、具有不同的意义。

{41}亚当·弗格森著有《文明社会史论》，他所谓的Civil Society指的是一种较少野蛮生活方式的社会、一种以艺术与文学陶冶精神的社会。然而，与霍布斯、洛克的政府理论相区别，斯密不仅要说明政府的原理，还要考察这些原理在历史上的变革，从而使他的学说展现出历史的逻辑。

但它仍然是一种理念的存在：一种纯粹正义的秩序。  二、自然法理学与政府 《道德情感论》的结尾讨论的是自然法理学（ Natural Jurisprudence）。在亚当·斯密的法理学中，Civil Society具有相同的含义，指代一种较为高级的社会：既强调其政治意含，具有实定法律、政府制度。在狩猎社会中，人们对财产的意识仅限于即刻的拥有（immediate possession），在畜牧社会中，财产权扩大到饲养的牲畜，这成为了引发巨变的关键因素。

普遍道德规范的生成潜藏了一个长时间的演化过程（process of evolution） {59}，就像人不可能天生就是谦谦君子，尽管他天生就具有道德能力和社会欲求（desire of society）。{29}斯密用社会发展的四阶段论代替了自然社会—文明社会的模型，用一套社会的历史逻辑替代了僵硬的自然-人为逻辑。{26}在批评普芬多夫与霍布斯的同时，斯密也间接地批评了格老秀斯，及其理论的不完美（with all itsimperfection），因为他的理论同样以自然状态为前提。上帝在人心中的代理无偏旁观者就是这个主权者，他颁布的法律就是在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普遍规范，他的赏罚便是内心的满足、宁静或是羞耻。

{65}前注{3}，Adam Smith书，第341页。这是一种最低级、最基础的社会形式，他们由分散在村庄里的家庭构成，以田猎、捕鱼和采集为生。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立法学是政治学的一部分{52}。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 226. {55}参见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B） pp. 14～15。

况且你怎能离开这个国家呢？大多数人民除本国语言外不懂得别种语言，也不知道别国的情况，而且是贫穷的，不得不带在离出生地不远的地方干活糊口。它们与那些被正当成为法律的东西，即君主所制定的那些用来指导他的臣民如何立身处世的一般规范有更大的相似性。在同一年，他调整了正义（ justice）部分的讲座顺序：将此前由作为人的人（ man as man）开始，到人作为家庭成员（man as member of family） 、人作为国家成员（ man as member ofstate）的讲座顺序颠倒，从人作为国家成员讲起，到人作为人结束。休谟曾于1748年发表《论原始契约》专门批驳洛克和辉格党的政府理论{36}，斯密在《法理学讲座》中对原始契约学说（the doctrine of original contract）的批评很明显是借自休谟，不仅论据一致，甚至举证的反例也完全相同。绝大部分社会下层群众，即使它们没有什么分辨眼光，也能够充分看清前一种差异，而有智慧与有美德的人即使拥有明察秋毫的识别能力，有时候也需费尽千辛万苦才能分辨后一种差异。斯密称霍布斯的理论为有害的德性学说（pernicious doctrine concerning virtue），其批评不可不谓严厉。

还有，如果存在原始契约，那么外国人到一个国家来，喜爱这个国家甚于其他国家，就是最明白地同意契约地表示了。在现实的政治王国中，主权者颁布法律进行统治，施行赏罚。

{15}前注{3}，[英]亚当·斯密书，第437页。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

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家庭、学校、社会的交往中才逐渐学会自我克制，学会对道德普遍规范的尊重（TMS, 145） 与道德规范一样，法律和政府的原则寓于现实行为（practices）而非抽象的观念（ideas）所以，文明社会也经历着同样的演化过程，法律和政府只有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才能产生并日臻完善。但正义并非源自实定法（positive law），并非源自主权者的意志，也不是人为的德性（artificial virtue） {34}。

所以，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社会本身便内涵自然与历史的变奏，它既指具体的历史形态，又具有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含义。出处:清华法学 2011年第6期 进入专题： 文明社会 自然史 效用原则 权威原则 。遵照这样的原则，普芬多夫写出了他的鸿篇巨著（《自然法与万国法》）。{21} Millar所谈的这部分内容正是斯密所谓的后三个法律目标：政策、收入、军备。

如果社会中人常见的品行风格，和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可怕的恶习属于同一种性质的话，社会绝不可能须臾存在。{39}通过区分Natural law和Civil law，霍布斯也相应地区分开Natural State和Civil State，后者指的是一种政治的状态，也就是在利维坦统治下的状态。

关于这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常常也有某个未被注意的情况，如果他受到注意的话，将可以向我们证明，社会习惯教我们归附给每一种职业的性格，当中含有与社会习惯无关的合宜成分。{25}前注{12}，Adam Smith书，第398页。

斯密认为伦理学（ ethics）和法理学（jurisprudence）是道德哲学中有用的两个部分。{11}在斯密看来，社会并非人为之物，而是自然的存在，具有超越的意义。

他在这里所采取的态度与对古今诸道德哲学体系（亚当·斯密语，systems of moral philosophy）所作的评述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斯密拒绝了现代自然法传统中的社会契约论。在这里，财富以及世系的高贵不为人所知。而文明社会则属于历史的范畴，是实存的、政治的制度。

因此，若要准确把握斯密的意图，必须首先考察他对自然法理学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个问题，这些对后世影响重大的政治社会理论普遍地采用了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政治社会（politicalsociety）的解决方式。

在谦恭有礼的文明时代，人民普遍享有安全与幸福，没有多少机会磨练培养藐视危险，以及耐心忍受辛劳、饥饿与痛苦的美德。{59}关于道德普遍规范的研究，参见James R. Otteson, Adam Smith's Marketplace of Lif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英]加文·肯尼迪：《亚当·斯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18} 斯密的这段陈述可谓字字珠玑，不仅包含了自然法理学的定义、内容，还暗含了看似矛盾的两套逻辑：即自然和历史的逻辑。当我们被自然的原则引导去增进某些凑巧是某一精巧开明的理智也会建议我们去追求的目的是，我们很容易把让我们得以增进那些目的的情感与行为归因于那理智（reason） ,把那理智当成是那些情感与行为的动因，乃至把事实上属于上帝的智慧造成的结果，想成是人类智慧的结果。